牛牛策略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：身边Ourlife，作者：代澍家，编辑：许智博，题图来自：AI生成
1
我和宋妹妹，三十年前是老家重点高中文科班的同学。那时我们两个就像是教室姹紫嫣红里的两片枯叶，都穿着与其他少女格格不入的衣服：我的大部分衣服都是捡的长辈亲戚的，总是袖子长裤子短的；而宋妹妹，一年四季都套在够装下两个她的肥大衣服里，就算换了衣服，也像没换过。
那时大街小巷都响着《梅花三弄》的主题曲，女生们先看剧再看小说，几本琼瑶从后排传到前排，书角都被翻卷了。但我和宋妹妹都加入不了女生们的讨论。
我爱看各种杂书，上课也看，高中三年，甚至把学校旁边市图书馆里的"近当代文学区"完整扫荡了一遍。我迷的是《当代》《收获》上面类似《钟鼓楼》那样的小说，在电视上瞥到马景涛，听到他咆哮就觉得够了，白吟霜哭得再惨也打动不了我："哭哭哭，就只会哭。"宋妹妹倒是热爱各种电视剧，上课时脑子里都在当编剧，她的评价是："这个白吟霜是来报恩的？我看是来报仇的吧？把人家一家都祸害了。"
话不投机，女生们另开了个新话题：长大后嫁给什么样的男的。听到她们说得热火朝天不着边际，15岁的宋妹妹嘴角一瘪，有点怜悯："我7岁时已经决定这辈子不结婚了。"
闻听此言，女生们都瞪圆了眼睛。
"我看我妈单位女的男的结了婚，成天除了带娃就是吵架，没别的事干。他们上班时从办公楼跑回家煮饭，下班就在家属楼里吃饭刷碗带娃，老了就在家属楼贴张讣告，这日子一眼就看得到头，太没意思了。"
我赞许地看着她："嗯，你挺特别的。"——那时她的皮肤白到发光，乌黑的童花头，又长又翘的睫毛，剪水双瞳，就像长大了的秀兰·邓波，老气的衣服也遮不住那份气质。
别的女生不服，叨叨爱情有多伟大——若一生没遇到真爱，在少女看来，大概就是人一生最大的悲剧了——但宋妹妹是个话题终结者，剪断了这场讨论："反正我是不会结婚的。"
等宋妹妹发现我藏在语文课本下的《红楼梦》，就像发现了同类。从此我们同进同出同逃课，成了一生的闺蜜。我俩在上自习课时研究《中国电视报》，下课就流星般地从校园消失，冲回家看电视。或者，宋妹妹拉着我去录像厅，把自己喜欢的港片都推荐给我，从《东方不败》到《黄飞鸿》，一路看过来。
我常常到她家做作业，其实是一起偷偷看电视。她家住在单位大院，一片低矮的、灰扑扑的赫鲁晓夫楼，都是50年代苏联援助时造的。第一次我去她家，只觉得她家房子和我家的一样窄，楼梯窄到跟《七十二家房客》里似的。
进了她家，她妈妈便指挥她收拾屋子，我也跟着帮忙，一看，才发觉原来这房子的窄，是一种丰富的窄：一套房子里塞进了两套当年最兴的实木组合家具，宝丽板贴面的，从床边过都要侧着身——多余的这套家具，是预备着她哥哥结婚时搬走的，被她妈妈精密测算之后，居然也塞进了屋；玻璃柜子里是黑压压的瓷器，都是她妈妈在景德镇出差时搬回来的，预备着以后儿女长大分家时都有细瓷餐具用；床底的箱子里则是满登登的床上用品，这套是纯棉的，那套是纯丝的；还有衣服，真丝的，毛呢的，家里的人口数就算乘以十都穿不完。墙上的角落里贴着一张陈旧的企业小报，上面有个明眸皓齿的女童，笑着，看了半天，我才认出来，那是宋妹妹小时候。
"这衣服，纯麻纱的，现在哪里买得到？都是化纤材料了。"
"这块料子，这个花色，素绉缎的，做个裙子啥多好呀。以后裁缝会越来越贵，料子会越来越孬，大家都只好去买成衣穿，穿着哪里舒服呢？"
她妈妈一边收拾，一边展示着多年采购的成果，还揪出根毛衣里面的线头，划根火柴烧了，让我们看灰烬——"正宗的纯羊毛"——然后把衣服都仔细地包起来，塞进某个角落。宋妹妹跟我耳语，说她妈妈遇到"麻纱""纯棉""毛呢"就两眼放光，一挥手，相同花色的衣服要买三件四件，看料子不看样式，把她春夏秋冬的衣服都买够十年穿的了。
确实，我也注意到了，她妈妈知道家里每一件东西都在什么地方，显然是家里的主心骨，要组织和指导家里的所有家务劳动。她爸爸那天下厨房炒菜，她妈妈也要先给一通详细指导："蒜要先拍了再切，辣椒要把米米（籽）掏干净！"她爸爸便拿牙刷一点点刷辣椒内瓤子，希望能通过验收，接近灶台。等到宋妹妹要拿一下锅铲，狭小的厨房顿时都是黑压压的脑袋，这个说要先放盐，那个说要先放醋，还让她不要被油烫到了。最后，她妈妈清亮的嗓音凌驾在所有人之上，指出他们的意见统统不对。
宋妹妹毫无掌勺的成就感，铲几下就撂摊子了："你们来你们来。"
"小时候妈妈喊我去打开水，都要再三叮嘱，见到人要打招呼，打招呼时要先放下水瓶子，不要把水瓶子提着晃荡，免得烫到人。"她哥哥也叹口气，"所以我现在说话就紧张，总觉得要犯错了。"
吃饭时，她妈妈会发表对每件事、每个人的指导意见，新闻联播里播音员都压不下她清亮的评论声。后来有一次，我蹭饭时遇见她妈妈长篇大论地教育她爸爸，心想，如果是在我家，但凡我妈妈敢这么说一句，我爸爸都会给她把桌子掀了。可她爸爸就那么心平气和地听着，待她妈妈歇口气、喝口水的时候，还用嘴给她奏了个"咙个哩个啷"的锣鼓过门。
大家哄堂大笑。
总之，宋妹妹的家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，在且只在她妈妈的指挥棒下行动。我高中时大约大脑没发育完全，毫不自卑，感觉不到自己与宋妹妹家境的差距，只觉得：不都是住的宿舍楼么？屋子不都很窄么？只不过她家是塞满了琳琅满目好东西的窄，我家是荒货摊摊没啥东西的窄。年轻人的眼睛都是向上的，我们根本就没把那些个瓶瓶罐罐毛衣毛线的看在眼里。我们最差最差，讨论的也是"人性"和"人物"。
2
不过，我们看了一肚子的连续剧，当然考不上啥好大学——那时候要有"港剧研究专业"招收研究生，我们恐怕能写篇关于徐克的论文去免试读一个——但可惜，我们的成绩都是三百多分，距离最低的录取分数线都差了那么一点。好在我是教师子女，得到了五分加分，擦着线进了我爸教书的那个大学的大专读法律；她是大院子弟，她妈妈给她弄了个本单位会计专业的"定向委培"——这个"定向"，我们当时不懂它的含金量，等几年后它直接把她定到了央企的机关，我们才懂了她妈妈的苦心。
宋妹妹像她妈妈一样，对任何事情都是专家，对任何事情都有思考。她多年来就像我的ChatGPT，遇事不决，对着她嘀咕一顿，说明白前因后果，她瞬间就会给我生成一个答案，三句两句就能讲清楚，语气成熟坚定。
宋妹妹的洞察力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例如，国家宣布，大学大专都要扩招了，宋妹妹微微一笑："这是国家要延缓年轻人四年的就业压力。"现在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上学是劳动力的蓄水池，"铁人三项"是另外一个，但在没有网络和公知的90年代中后期，报纸杂志可没有那么憨，能把这话说出来。
又例如，与我们都比较亲密的一个女同学，后来卖雅芳，接着搞上了什么"开来"，每天扭着我们说产品治好了癌症治好了白血病治好了糖尿病的新闻，殷切邀请我们去她的宣讲会："只要你没有，你就一定要，只要一定要，你就一定有。"我是很容易被蛊惑的，听得连连点头。宋妹妹听完，又是微微一笑："既然攻克了糖尿病，诺贝尔奖怎么没发给你们？等发奖了你通知我们，我们都马上给你当下线。"
那女同学的培训词里面肯定没有这个，她卡壳了，从此放弃了我们。很多年后，我去多伦多大学出差，看到一个诺贝尔奖得主的功劳是"发现了胰岛素"，不由得为宋妹妹年轻时超常的聪慧隔空叹息。一直到我们退休，在她的坚持下，我们两家一不买保险二不买传销三不存高过5%的理财，任凭周围的朋友亲戚推销员说下个大天来。
宋妹妹年轻时的口头禅是："我不这么认为。"女孩子们说话都是输入情绪的，她这样和女生们都聊不拢堆，只有我成了她家的"编外"。每次我回家，她要走路把我送回去，走了一路，话还没说完，我们又掉头，再把她送回她家。送来送去，终于在街上把话都暂时说完了。看见我和她如此亲密，常有女生纳罕问："你不觉得她说话太噎人吗？"我心里想，是她说话噎人吗？是你们太笨。宋妹妹就像麻袋里的一把锥子，闪着"笨人闪退"的寒光，总有一天会囊破锥出的，她会从家属院的灰暗楼群中一跃进入大城市的舞台，成为个白骨精。
大专毕业那年暑假，我在宋妹妹家玩。我们翻着一本地图册，顺着铁路线做梦："我们可以去新疆！""我们可以去兰州！""我们可以去南京！"反正没去过的地方都想去一下。她妈妈的目光跟着我们在铁路线上滑来滑去，极力赞成："对呀，现在要抓紧时间耍，否则一下被工作拴住了，就哪里都去不了。"
我又翻看她妈妈的裁缝图册，异想天开要学裁剪。她妈妈不赞成："女孩子莫要学这些，一旦会做了，一辈子都扔不掉。赚钱就行了，这些都让别人做去。"
宋妹妹的新工作是在机关，坐办公室。这大院里都羡慕的铁饭碗，若干年后我遇到一个长辈，他还在赞叹："你的那个同学的妈妈真的很能干，人家家里安排一个孩子进单位，她居然能把所有孩子都安排进单位，老幺还进了机关！""机关"这两字，在他口里就像橄榄一般回甘，比法国香颂还要绕梁三日。
但那个暑假我们哪里都没去，宋妹妹的工作家里安排了，我却因为要考律师资格和家里发生了冲突，借住去了外婆家，连伙食费都是我妈妈给垫的——要和马上要去坐机关的人去旅行，钱呢，钱呢？
那个夏天，我们在她家追港剧《鉴证实录》《壹号皇庭》，把她家的电视看得快冒烟了，她妈妈就给我们提供无限的零食。这是我生命中最后一个暑假，我们的眼睛亮亮的，我们的片头曲已经奏响，就像是在开泳池派对，一跳就要跳进属于我们的时代了——以后三十年，我再也没有这样放松过，总在想着要做更多的工作，要赚更多的钱。
那年的秋天，我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律所，但我并没有混上编制。带我的老律师和我外婆是世交，他去找了主任，质问："所里不是有个编制吗？状元不进编制，还有谁能进？"可转业军人出身的主任只呵呵笑着和他打太极。老律师恼了："如果有啥要勾兑的，我来勾兑！"主任只说了句："哦，老革命你说了就是。"
我傻傻地等着，等过了年，这个珍贵的编制，就给了所里的内勤——一个高中毕业的小姑娘，从此是"占编的职工"了，行政管理着"没编制的律师"。小姑娘当时月薪一百七十元，她也不瞒着我："我家里给钱了，一万多呢。"
律师是没有底薪的，所以我只能拼命干，轮到我接待咨询的时候，我坐在那接待室两眼放光，恨不得把行人都拉进来咨询一个。毕竟，收到五十元咨询费，所里就给我提成二十五元呀。
我外婆在家里说："司法局该给年轻的律师发个底薪的，不说多了，发几年内勤底薪也行啊！"我讪笑一声。养在家里的猫总归有饭吃的，外面的流浪猫那就物竞天择吧。我的爪子是利的，牙齿是尖的，碗里按时放的猫粮，我不稀罕。
内勤小姑娘家的投资很快就收回了：第二年，所里分房子，有编制的职工一人一套，只需要交一万多块钱的"集资款"。没编制的律师没资格买，拿三四万的市场价，都没处买。
但年轻让我相信一切都会变好的。电视上不都演了嘛，有公关小姐，有打工妹，有《鉴证实录》里的聂宝言——只要到大城市，只要找到一个工作，西装那么一穿，活儿那么一干，就会升职，就会加薪，就一切都会有的。
"只要你没有，你就一定要，只要一定要，你就一定有。"那个女同学的"理念"，又在我耳边盘旋。
3
1998年，我去了大城市。
不是说无产阶级失去的都是锁链嘛，反正我也没有一万多去买"编"，那不如去大城市碰碰运气。大城市比我的老家多了好多条公交线，多了宏伟的商场，商场里自动扶梯是双向的，不像老家只有上没有下。大城市里还有肯德基，第一次吃汉堡，我真的惊为天人。
大街小巷到处都贴着纸飞飞要招人，就是总备注一笔"限五城区户口"或者"三年相关工作经验"。我租到了房子，一个月五百元，在城南的一个拆迁小区。那里和老家家属院的旧楼差不多，楼下都是破墙开店的茶馆、小卖部、公共电话和自行车棚。房东带我看房，"带家具"的房子里空空荡荡，只有一张旧书桌，一个架子床。窗子上没有窗帘，厨房是烧煤气罐的。房东说："待会我给你拿个窗帘下来，之前的租客一看就是农民，他们哪里玩得来窗帘的格哦。"
其实房东自己是城郊的农民，拆迁还了这套房。这个小区里都是他们村的人，这家五套房那家八套房的，天天下午麻将棚子一摆，瓜子嗑着，花茶喝着，欢声笑语就把院子塞满了，让进出的打工仔投来羡慕的目光。
我又买了一辆二手的凤凰，一百八——这不是就有房有车了嘛。只是把自行车停在车棚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，否则管你加了什么链条锁，转眼没。
买了张IC卡，给宋妹妹打电话，她清冷的声音变得热气腾腾，语气里都是向往："编制有什么用，户口以后也不会有啥用了，我现在在考注册会计师，在存钱，等我存到钱考到证，我也要出来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当白领，一起在高楼大厦里吃西餐！我现在一个月工资加奖金有七百，我能存四百下来，到时候到成都来租房子。"
我们幻想有一天，她到大城市来和我会合，也在市中心找到工作，我们两个就在高楼大厦里这么专业人士一见面，喝个茶吃个饭都透着高端。
我找到的第一份领工资的工作，是在一家报社，使劲写稿子，能拿到九百元，招聘时没有人问我是什么户口。本来这城市只有一张日报、一张晚报，突然不知怎么地，冒出来若干早报、青年报、都市报，着急要各种编辑记者填坑。我没有采编经验，但我有冲天的信心，觉得自己做记者就能写出一鸣惊人的稿子，做编辑必也要出人头地。招人的人也并不深究——周围城市的青年正在源源不断被抽到大城市，傻帽才非要招本地人，本地人都有一两套拆迁房，谁耐烦做这些又不占编又辛苦的工作？还不如等太阳出来喝一杯花茶打两圈麻将呢。
宋妹妹在老家小城坐办公室，坐得全身不自在。在一群每天东家长西家短的妇女中间，就那点工作量，她的才智简直没法发挥。想到自己的今年和明年一样，明年和后年一样，一直到退休都这样，她"觉得背都冷了"，只好埋头看书。
"领导把我们整个部门就看成个记账的、贴发票的，其实财会是要做好多企业筹划的。"
具体怎么做筹划呢？
她先是孤傲地回答："说了你也不懂。"又叹口气说："唉，不过我们这些人也就是贴个发票的。"
在百无聊赖间，她发现了《中国电视报》举办了一场有奖问答，自己做了一份正确答案，又动员办公室里所有同事拿亲戚的名字来填答卷提高中奖率——她的"亲戚"就是我。一百多份署名答卷寄出去了，还真中了一个大奖——就是我！奖品是一台DVD！在那个年代，DVD机少说也要一两千，是一般人两三个月的工资了。
只不过，得奖规定是——要到北京去领奖。那时候旅游没现在这么普及，大多数人一想到花路费，也许就放弃了。但我说服了颁奖的工作人员，"有委托书就是本人"，再签了张委托书，辗转找人把DVD机从北京领回来，带给了我的外婆。我外婆兴致勃勃："哈，我可以把《还珠格格》再看一遍啦，有碟子反复看都可以的！"
就在收到DVD机的那天晚上，我外婆心脏病突发去世了，切断了我和家乡的最后一点联系。是我和宋妹妹的合力，在外婆生命最后这个晚上，给她增加了一点惊喜。不通人情世故的我，从未给宋妹妹说过一声谢，也从没请她办公室填表的同事吃一顿饭。
4
等到我在报社从记者干成编辑，从编辑干成总监（不占编），工资加稿费实现了万元的突破。
这城市还在变大。东南西北中，到处都有开发商在修房子，在报纸上宣传美国老太太和中国老太太的故事——没有钱算啥，可以像美国老太太一样贷款就是了，工资涨得总比房价要快。
2002年，宋妹妹通知我："注册会计师我已经考得只剩一门了，我要来成都了。"我问也没问一声"你妈同意你辞职不？"就给她在客厅里铺了个沙发床。
在我看来，想辞职就能辞职，难道辞职还要谁同意不成？央企国企到底有啥好待的？央企的铁饭碗，在我和宋妹妹看来就像八旗子弟的宗人府，别看里面的人提笼架鸟的，大褂穿着核桃盘着，时代一变，全玩完。早点跳下这艘船，不好吗？
我忘记了我们俩在大城市会师时有多开心，反正我直接带着宋妹妹去了王府井……的花车——正价货是买不起的，只能买花车上的特价货。就像她妈妈说的，衣服都是化纤的，只看样式不看质量——但人家收腰啊，有款式呀。"淑女屋"的成衣领子折叠着丝带和蕾丝，扣子都是珍珠形状的，"例外"里有绑过来绑过去的繁琐腰带，一件衬衫一百多，一件外套七八百，用现在的电商货看，毫无性价比，和当时一千出头的工资比，更像是抢劫。但王府井里人来人往，大家的钱都像捡来的一样，买得大包小包的。
我拉过来报社一个时装版的编辑，让她给点意见，她把宋妹妹像豆壳一样晃荡的花外套——纯呢的——审视了一番，说："你在王府井买休闲的，随便买一套，让她把身上这件脱了扔了就行，件件都比她穿得好。"
一件鹅黄色的毛衣上身，再配一条牛仔裤，一件收腰的马甲一穿，宋妹妹顿时从疑似中年妇女变成了一朵娇艳欲滴的芙蓉花。王府井都被她照亮了，追光灯已经打到女主角脸上了。
宋妹妹在我的客厅，把报纸上的招聘广告看了又看——要不说她"出场时间"卡得准呢，2001年中国"入世"，会计师事务所如雨后春笋，到处都是坑，就等着萝卜。都没等到第二次面试，青春美少女拿着注会"五门过"就找到了工作。她名片上打着"注会（实习）"，跟着老会计师到处去县里的企业去查账。
我们两个都不是喜欢煮饭理屋的。没关系，顿顿下小馆子，在大城市，毫无做饭的必要。居民楼下破墙开出一个个小店，今天肥肠粉，明天粉蒸肉，后天冒菜，外加一碗鸡汤馄饨。二三十块，两个人就能吃好一顿饭，六十块，就能请人来把小房子打扫透亮，苍蝇站上去都要滑倒。民企的工资大把大把地发，这些服务简直太便宜了，只是BB机和手机真有点贵，是打工人必须要上的一道"税"。我的第一个手机是一千五百块的，平时舍不得打电话，都是刷刷发短信的。
我和宋妹妹那两周乐得跟走上人生巅峰似的。但才到了第三周，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我家门口多了两个人——宋妹妹的妈妈和爸爸从老家追过来了。
宋妹妹出奔，是给父母一个五雷轰顶。本来，她是院子里数得着的乖妹妹，从来是按时回家（她家到办公室只有两分钟的路程），除了我没有别的朋友，每天都在爹妈的眼皮子下生活。在办公室里，她所有的同事都是她小时候叫叔叔阿姨的，会把大事小事都反馈给她爸爸妈妈。她规矩本分地看书是可以的，要报名会计师考试也是可以的，但说到出去打工，她妈妈就会揉烂了掰碎了反复告诉她：
"到外面去干嘛？外面的私人老板都是要剥削你的，你看那谁谁（就是我），去给私人企业打工，累成啥样了，眼圈都是黑的！"
"啥，年轻的时候要干事、要成就感？你是不是傻？没事干你耍不来嗦？"
"要工作，还是要国企，还是要央企！你看家里这劳保用品，线子的手套，冬天的防风帽子，劳动布工作服，卫生纸，洗发膏都是发的，堆起用都用不完。"
宋妹妹说不过她妈妈，但她坚定地认为："这些劳保送我我还不想要，放在家里占地方。某某（就是我）是很累，但是人家累得有成就感，很开心，混吃等死的生活有啥好过的？"
于是她妈妈抓住一切机会教育她。有一次，她哥哥带回来了女朋友，在家住了两天。她妈妈便和那女娃聊天，灌输价值观："我给我儿说，不要走到外地去买房，要买就买自己单位机关的集资房。"女娃低头择菜，也轻言细语地输出自己的想法："他在外地买房，就是要在外地生活。他在机关买房，就是要在机关生活的。"
宋妹妹送我回家时，我这"编外"给她分析：你未来的嫂子是有主见的，她的意思是，这都是你哥的主意，你哥是独立的人，轮不到别人干涉。
对大事一直都有主见的宋妹妹，这次没听懂我的意思。她回家给她妈妈学舌，她妈妈叹口气："你看，这就是在外面工作的人，人家是听得懂话的，看得懂眉高眼低的。你，唉，你。"
接着，她妈妈开始催生："妹妹呀，你还是要结婚、生娃，你生个宝宝，就像你这么乖，我来给你带哈。"
宋妹妹吓得头发都竖起来了。在一个周五的中午，她找到公司领导，塞给领导一张签字画押的"自愿买断工龄"的手写条子，然后家都没回就直接去汽车站了，以至于行李衣服牙刷这些身外之物根本没进入她的大脑。等下班后她爸爸妈妈得到消息，班车已经在去大城市的路上了。
买完衣服牛牛策略，宋妹妹借我的手机给爸爸妈妈报平安："我要凭着自己的能力找工作，你们不要担心我。"
如今人到退休，我能想象电话那头两位老人的心情——给最心疼的幺女安排工作，耗尽了他们的人脉。可女儿居然主动"买断"，谁还能有能量把她再送进去？
那天他们大概是妥善地处理了情绪，也商量好了处理办法，进门时笑眯眯的，提也没提"买断"的事，就像这事没发生。有意无意间，他们把我的出租屋门背后床底下都扫了一遍，现在想来，应该是在判断是不是有坏男人挑唆。查明无可疑的男性、只是两个女生自己脑残之后，宋妹妹的妈妈口气平静，宣布："我们反正退休了，大城市小城市不都是住？我们就在旁边租个房，给你们煮饭吃。"
既然爸爸妈妈没爆炸，宋妹妹也就没有爆炸的理由，他们一家人"搁置争议，共同发展"，宋妹妹搬出我家，开始早出晚归——在家吃早饭，在外奔波一天，再回家吃晚饭。现在看来，她妈妈是先要把我这个蛊惑人心的家伙实现物理隔离，再出招。我也算知趣，尽管她妈妈说的是"给你们煮饭"，可我忙得三餐都在报社附近解决，就没去过她家的小饭桌。
那段时间，我在报社的搭档，妈妈得了口腔癌，在医院住院等着做手术。搭档急着要赚钱交医药费，白天跑完稿子，下午我和她就一起把稿子带到医院去写。有天遇到她妈妈在发飙："我都这样了，你还在外面忙工作！你到底要赚好多钱嘛？我又还活得到几天嘛！"我的搭档沉默不言，她是累得说不出来话、也道不出来歉了。那天，我们从这个郊县到那个郊县，把自己的"口子"跑了，还跑到人家的"口子"去打了一头，把人家的新闻也抢来写了，这样月底就可以多两百多的稿费。
过了几天，搭档的妈妈做了口腔手术，喉部开孔，从此直到去世，再也没跟女儿说过一句话，看到我就挥手让我走开，不想让别人看到这份狼狈。
写到这里，我的鼻子酸了——我的搭档读的电大，父母家住棚户区，资源和帮助，家里是没有的，买房换房，钱都是她和老公赚来的。她曾经两眼发光告诉我们："我和老公谈恋爱的时候，不看电影不吃饭的，我们跑到市场去批发了一拖车粉条卖，走街串巷的，全卖完了！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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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妹妹告诉我，她的"老师"下一步要带她做"尽调"。她说这些时脸颊红粉霏霏，这些专业词汇，让她像吃了仙丹一样的开心。照我看，她只需要考过最后一门，就会成为响当当的注册会计师，名片上的"实习"两字就会去掉。她的工资会涨，她爸爸妈妈会理解会赞同她来大城市——注册会计师多难考啊，人中龙凤，哪里有把注册会计师弄回老家去贴发票的道理？那发票是多金贵的呀？
可来到大城市的第三个月，宋妹妹来向我辞行。
"为啥，为啥要回老家？！"我傻掉了。
宋妹妹眼睛红了："我妈，几年前就检查出了癌症，她谁也没告诉。现在她决定要回老家做手术，我要回去照顾她。我如果不回去，会后悔一辈子的。"
我一腔子话说不出来："做手术为啥不在华西做？华西的专家难道不比咱老家靠谱？把片子带着，拉她去看病噻，我看到大家有病都是往大城市跑，没见过谁要反着从大城市跑回老家的。"
宋妹妹只摇头："我妈都想好了，她说，手术必须在老家的医院做。老家的医院，出门就是10路车，直接到家门口，她说回老家住院，我们送饭方便。"
我的眼珠都要掉出来了，不相信她妈妈这么精明的一个人，能做出这么荒谬的决定："她是做手术，就考虑手术做得好就行了，管送饭干嘛？就算华西送饭远吧，那咱找个馆子炒两个菜不行吗？非得从家里送？还非要有直达的公交？我们打的不行吗？打的又能几个钱？她在这治病，你在这工作，不是正好照顾她吗？"
没有用。任何人都说不服宋妹妹的妈妈。就得做手术，而且就得在有公交车直达送饭的医院做。
宋妹妹退租，辞职，带着爸爸妈妈回老家了，她悄悄告诉我："等我妈病情稳定了我再出来。"
我感到，女主角退场了，剧集结束了。
不知是经历了怎样的人情与操作，宋妹妹回家直接去了原来的办公室，继续贴发票。"自愿买断工龄"的事情就像没发生过，也没人议论，办公室里的阿姨们都不提。宋妹妹往塘子里扔了一块石头，苔藓和地衣把水变得绿厚厚的，有涟漪，也很快消失了。只有被摆了一道的领导，和蔼地对她说："要好好照顾你妈妈哦。"
2005年，宋妹妹的妈妈还是被送到华西来了。华西的专家一看片子，一看手术切口，嘴巴都瘪到下巴了："这是哪个二把刀做的手术？这里、这里……都没切对！而且，手术也做晚了，又做拐了。"
宋妹妹对医生是不敢说"我不这么认为"的，她提着一个手提袋，里面满满都是分门别类按年编码的病历检查报告："病人她比较固执。"
专家冷笑一声，一句扎到心底："你们是好人，你们去听一个病人的？你们的脑子呢？"
那一年，我怀孕了，稿子也写得少，每个月就领八百块的产假工资。我去医院看望，宋妹妹的妈妈精神尚可，宋妹妹穿着过去妈妈买的衣服，又回到了原来"乖妹妹"的样子。
看到我穿着孕妇装，她妈妈出乎意料地，没有任何叮嘱，没有说生产时要注意啥，也没说带娃要怎么才算好。她也没抱怨女儿不婚不育，也许是操心了一辈子，现在蜡烛的光芒只够照亮自己了，知道来不及给女儿带小娃娃了。
宋妹妹送我，我们在病房外又叽叽咕咕地聊开了。我给她形容我的处境："在报社工作，就像养在船上的鸬鹚，渔夫杆子一挥，鸬鹚就下水去捞鱼，捞起来鱼，分一条小的给你，捞不到鱼的，饿死背时。"
是呀，记者按稿费计酬，没完成"稿分"就没有底薪。广告经营人员按广告计酬，底薪几百，满城飞跑，有广告才有提成，没有广告，别说提成了，三个月以后连底薪都没有了。
那年春节，报社腊月二十七还是二十八才放假。一些老记者和老经营人员一直等在办公室里，要等年终奖。听说，等到晚上八点，主编翩然出现，说了一句："一人发八百块过节费。"一个老经营顿时暴起："主编！你想一下，一个四十五岁的父亲，四十五岁的丈夫，在春节的晚上回家，老婆娃娃都看到你，都在等到你摸出来钱，你想哈我的心情！"
他说着说着就哭了。
主编拂袖而去，八百块还是八百块。
春节回来上班的时候，我以为看不到那个老经营了，他可能会怒而辞职，到别的地方去了——并没有。他仍然在，对每个嚣张的年轻人都态度很好，还顺手把办公室杂事都做了，没有行政的报酬，和主编关系也照旧OK。
宋妹妹听了这事，眼光有点复杂："过年就发八百块，还大城市呢，这也太低了。"
那，国企央企发多少呢？
宋妹妹含糊地说："反正我们是大锅饭，吃不饱也饿不着的。"
现在想来，她是怕告诉我待遇，打击了我的自尊心吧。
"你的最后一门呢？"我问。
她躲开了我的目光："哪里有时间，这最后一门一直没考过，我之前考过的五门都过期了。"
看到我眼光中的惋惜，她安抚说："反正这证在内部也没啥用。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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宋妹妹的妈妈很快去世了。
"她是想活下来的，她都不肯用吗啡，说会上瘾，宁可痛得一夜夜睡不着，也不哼一声。"宋妹妹没哭，只叹息，"我说，都这时候，还管上瘾不上瘾，你就医生开啥就用啥。她没有睬我。"
宋妹妹并无遗憾，她在妈妈身边，日夜服侍了三年，班都是抽空上的，大段大段都是假，发生任何事都不遗憾了。
这时候，我们已经三十岁了，我们不再狂妄地觉得自己是世界的女主角，也不想当聂宝言了。那个老经营的眼泪好像溅在我身上，让我意识到，我有一天也是会老的："要赶紧赚钱，在被淘汰之前赚够退休的钱。"
我得了一个外号，叫"貔貅"，意思是我只进不出，攒钱攒得穷凶极恶。女记者们喜欢的高跟鞋和时装，我没兴趣，男记者喜欢的泡吧和"业内人士"搞社交，我也没兴趣。我活成了个工作机器。
不知为啥，宋妹妹工作的"机关"也搬到大城市来了。她妈妈不让她来、她偏要来的大城市，现在送到她手上了。
我们又像高中时期一样，亲密起来。虽然注册会计师没搞成，但她的脑子仍然让我佩服。比如说，进超市买个油盐酱醋，她能算到毫升和克，不管商家如何包装企图混淆视听，她心算一番、在货架上扒拉一下，就能找出单位单价最低的那款，我只负责捡进购物篮就行。再比如，她两岁的儿子活泼好动，常常拿着她的手机摇，边摇边咯咯笑，她见状，就下了一个"摇钱树"APP，每天让小家伙摇，伴随着悦耳的响声，上面的金币就纷纷落下，到了年底，她给我家添了一套塑料扫把簸箕——想着这是小家伙辛劳一年的成果，我顿时感觉到这份礼物沉甸甸的。
有一年冬天，她抽空考察了城南所有的恒温游泳池，然后在一家办了卡，又指示我去另外一家办了卡，两家的卡可以上午下午交替使用，以便"效能最大化"——这游泳卡，到现在我也没用完。
还有，唯品会的每日特价是她告诉我的，当年Uber撒钱相当于白坐车是她发现的，滴滴的每周日免费坐车活动，也是她第一个在群里扩散的……
宋妹妹有次说："我一个月生活费只用六百元。"我当时想，六百元用一个月，还在大城市，难道钱在你手上就变成了美元？结果听她一说，原来"机关"是有食堂的，早饭两块，啥都有，还能打包鸡蛋和包子；午饭也两块，各种炒菜管够。她早上打包鸡蛋和包子，中午打包两个炒菜，回家连晚饭都不做，一个人吃饱，全家也吃饱了。一个月下来，除了水电气物管费，就没有需要花钱的地方。她那时已经早早攒下了一套房，开始攒第二套房了，再过了几年，又攒下了第三套房。
那段时间我跳槽去了房产公司，常常能摸鱼半个下午，就去找宋妹妹玩。中午给她发信息打电话都是没人的，全机关午休了。下午到办公室找她，她准在。她一个人坐一个办公室，90年代的办公桌上放了台落伍的电脑，只能玩一个系统自带的扫雷游戏。见我一来，她就把茶杯一倒，办公室一锁："走吧，咱是先撸个串还是先按摩一个？"
2012年，我们两家人结伴开车出去玩。在车上，宋妹妹跟她老公一路争论。她有主见，说得出来道理，但她老公却不是她爸爸当年那种自得其乐的性子，但凡要定哪里、吃什么、玩什么，两个人都要争上半天。
从九寨到黄龙的路上，她老公撂下一句话："要不咱就听你的，全听你的，要不就听我的，全听我的，这事没有别的选择。"
宋妹妹怒了："难道咱就不能把两个人的主意综合一下，一加一大于二？如果只能听一个人的，那咱结婚干嘛？"
她老公不肯搭话，过了一会儿，宋妹妹就找了个由头表扬了老公一句。她老公悠然答道："我就算取得了一点小小的成绩，那也是在宋妹妹的指导和帮助下取得的。"
后座的我们放声大笑。
宋妹妹的年假是货真价实的年假，每次请假都可以带两个周末，我们就不行了，每次出去玩总觉得有啥大事必须要赶快去办公室操心。宋妹妹老公自己创业，也是一样。我们都没有宋妹妹欣赏风景的定力，一会儿一个电话，一会儿一个邮件，出门两天就想往回跑，这个那个景点都想砍掉。那趟旅游，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宋妹妹在以一敌三，她被我们气得要哭："我做了这么久的攻略，好容易才一起出门，现在九寨去了，黄龙去了，干嘛就不去这个XX瀑布？明明之前都说好了的！工作的时候工作，休息的时候休息，我最讨厌你们出来这不去那不去的了！"
这之后，我们两家就没再一起出游了。
那时女文艺青年中流行一个感伤句子："我曾以为，会有一个人，不让我惊，不让我慌，有人将我密密收藏。"我心里涌起一点点模糊的羡慕——宋妹妹，她的"机关"，就是那个理想中的"人"。
只不过，对于我来说，那句之后，还有一句："后来我才知，这个人永远不会来。"我上班是常常又惊又慌，总经理发布一个任务，全体人马就得跟着抽风，财务部咳嗽一声，大家的单据都要谨防被打回，董事长破口大骂，全体中干觉得天塌了，顿时要回去整简历找猎头。
但月底数钱的时候我很开心，年底领年终奖时，我想对老板唱"感恩的心"。我攒下了一套房，在成都最繁华的街道的小区里。深夜上街，都是这家咖啡馆、那家德国啤酒吧，再一家西餐厅、一家小众服装店，目不暇接。如果没有这么鸡飞狗跳的工作，我一个十八线城市的外来人口，怎么买得起这么好的房子？怎么能送娃上最好的私立幼儿园？
宋妹妹也很喜欢我家门口这条街，我们常常从街头逛到街尾，剥了小龙虾又逛回来。回想起自己的二十岁，也不知道去哪里，也不知道到啥地方递简历，这个城市就张开双臂欢迎了我，它自己爬坡，也让我搭上顺风车上了坡。
7
我又添上了崇洋媚外的毛病。什么日本马桶水能喝，德国下水道能用一百年还预备零件，这些谣言我照单全收。那时候中产家长为孩子规划的道路都是，"去外国去更好的学校，拿更具有含金量的文凭，接着抛弃绿卡回国效力，高薪咔咔地拿"。
我要发射娃出国，让她去看更大的世界。我就像个火箭发射器，一心要把我没念的书、没走过的路，都让我的孩子去走。我的脑子里有张世界地图，这里那里，沿着飞机的航线就可以都去了。现在我买得起火车票也买得起飞机票了，可以给娃当垫脚石了。我在四十二岁的时候终于成功了。
宋妹妹这时候已经走遍了全国，唯独还没有冲出亚洲走向世界。听说我要送娃出国，她有点担忧："现在国外其实没有中国好，很多出国的人都想回国。而且国外的医疗非常慢，又差，治安还不好，一个女孩子，还是要在眼前的好。"
看我像茅厕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，说一句驳斥一句，她只好叮嘱我："那你要保住她的学籍，万一留学不时兴了，就赶紧回来高考。"看着儿子边做作业边在听大人的谈话，宋妹妹决定要激励一下娃："你以后如果想像姐姐一样出国，你就认真学外语，自己考奖学金考出国。"没想到，她儿子比我们这年龄时乖顺多了："嗯，妈妈我不出国，我以后要毕业后进国企央企，又轻松赚钱又多。"
如果宋妹妹小时候有这一半懂事，她妈妈大约会感动得哭出来吧。宋妹妹显然被噎住了："谁说的，谁说我工作轻松的？你出生之前我还不是常常加班？我拼搏得很，我工作可辛苦了。"她儿子立刻表忠心："我要好好学习，以后也找个你这么好的工作。"
宋妹妹默然了，从此不再按时下班，每天在单位里刷刷电视剧，假装自己在加班。她有点惭愧地告诉我："我妈以前能把我和哥哥都安排进单位，现在我们都没本事把下一代安排进单位了，单位里新招的人，985、211是起码的，其他干活的都是劳务派遣的。"
我那时候研究孩子留学，对专业入迷，问："那你觉得以后娃学什么专业呢？"
"什么专业都行，不是985、211，那就都一样早点考公、考编嘛。还是给国家干比较稳定。"
现在的宋妹妹，不再爱说"我不这么认为"了，她终于和办公室里的妇女们能聊一会儿天了。可在中二的我看来，这一生，还是得折腾，这世界上本没有路，是折腾的人多了才有的路。
宋妹妹这二三十年，比从苹果里吃出半条虫更惊险的事情是没有了，就算是她去都江堰玩遇到了"时空交错"，被红码封闭在家十四天，她也觉得"天啦，太好了，给我放十四天假"，在家美滋滋地刷剧——反正工资不会少一分，喊保安送菜就是了。可如果是我被赋红码了，肯定会急得疯的。
我不再像年轻时事事都要跑去给她讲一番、寻求一个答案了，前因后果太多，说完要累死。例如，我告诉过她，我常常在大会演讲前紧张得胃都收紧了，蜷缩成了冷硬的一团。我曾经一天跑七个地方，饿到下午四点，终于吃上个麦当劳汉堡包的时候，手都是抖的。她现在只会说："有啥嘛，把胜负看淡一点。"
既然要把胜负看淡，我就不好分享这些年我在报社怎么抢单子、在公司怎么学会要压别的部门一头、和同事怎么打进打出、怎么搞定领导了。不会，学就是了。只要领导想整的工作是个电脑上敲得出来的东西，是别人、别组、别的顾问能搞出来的东西，哼，放马过来，或者你拿个样出来，我非给你敲出来不可。
看世人慌慌张，只为那碎银几两，可就是这碎银几两，能解这世间万种慌张。我这些年的营营苟且，于宋妹妹无用，她只会说："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，你入世太深。"
在二十出头时，我们两个一起坐公交车，讨论过一个话题："如果两个朋友的境遇变化，走了不同的路，他们还能一直是朋友吗？"我说：不能做朋友了，因为朋友最重要的是心灵相通，没有共同语言，不会是朋友。她说：可以是朋友——但她的论据，我忘记了。我们那时各抒己见滔滔不绝地争论了十几站，等到下车时，发现车里的中老年人都成了我们的听众，都在看着我们笑——那笑容里有怜悯吧，谁没有丢失过自己的好朋友，都是走着走着就散了。
现在二三十年过去了，在这辆拥挤的公交车上，宋妹妹是有座位的人，看着窗外的风景，转头一看，车上挤满了人，黑压压地从前头挤到后头，后头挤到前头，她不能理解这些人在挤啥。我也不能让她理解，她是一开始就有位子坐的。
8
最近几年，我和一切的旧同事老朋友热议的话题是"退休"，大家拼凑出每个人的养老金数据，由此得出来民间统计数据库，以便理解计算退休工资的那个复杂无比的公式。过去一批的报社同事，养老金一算出来，啊？才一千两千？有日常采访这个局那个厅的记者，政策是懂的，仔细一看，这二十来年单位给我们交的社保，都按照最低一档交。于是一顿鼓噪，不知经历了怎样的博弈，报社颁布了"仁政"，允许老员工将过去少交的基数补起来。
这"仁政"是打印的，不上网，不传达，只直接在财务室外墙贴了出来，凡是还在报社上班、又愿意补缴个人部分社保的，去某间办公室交，截止日期之后就不认了。补交社保就像个地下活动，获悉消息的人奔走相告，赶紧交几万块钱，横竖都是在社保的"个人账户"里的，退休时就可以拿到四五千的养老金。不知道这事的，退休时就仍然是只领一两千——那现在已经走了的人，比如我呢，就该背时。
背时的也不止我一个，陪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去她老家办退休，她也被卡住了。
她十八岁高中毕业时，家里把她塞进了食品公司，这个单位在当年本地是个国企"大厂"，就像现在的"字节跳动"一样让人羡慕。可她愿做时代的弄潮儿，抛弃掉"大厂"，一路跑到广州深圳去打工，宁可在外地打地铺也不回老家。之后食品公司破产了，她也没在意，毕竟，写简历时人家HR只看你行业工作经历，谁管你之前的老家的工作？她爹妈管不住她，只好在老家把社保给她一笔笔交齐，还把工作证什么的都细心帮她收好。
退休年龄到了，她出于谨慎，找了熟人，熟人让她直接去办事大厅，大厅的工作人员手一伸："你的档案呢？"
她打工这么多年，从不知道自己还有个"档案"。
"没有档案怎么证明你在国企工作过？"
工作人员指导她——去档案局查，如果没有，去工业局查，再没有，再去……查。
她拿出自己爹妈收藏了三十二年的劳动合同——这里还有公章呢，还有工作证呢。
工作人员两眼放空："我们只认档案的。"
要办退休的人，就像要召唤神龙，总得先把龙珠给集齐了。这些年我们没少吵架，自己吵完还和乙方吵，经验是丰富的，配合是默契的，于是一对眼神，就知道得兵分两路——她坐在柜台前面等着，我赶紧打车去这个局那个局。
好在县城小，她跟着我的位置变化，给窗口里的工作人员播报：
"档案局没有，说XX年有火灾，烧了一部分档案。"
"工业局没有，说他们不管食品公司，可能在人事局。"
"人事局也没有。"
工作人员不动如山："我们要档案的。"
我回到大厅，发飙了。横竖我也不是本地人，老实人就让我朋友当吧。
"她，一个破产企业工人，只晓得上班，她请你们弄她档案了吗？你们自己弄了档案，你们现在搞不在了，然后你们鼓捣她自己拿出来档案才给她办退休？！"
工作人员大概以为我是个刺头，有点警惕，态度软了一点："不是我不给办，是这文件清单里头有档案，要不你再去问问XXX局？"
我拉张凳子来坐下了："我不去，你们县不讲‘首问责任制’吗？你是一路考公考过来的，你们哪个局保管哪个东西，你不知道，你自己去问，她就知道上班，就知道交钱，她上哪里去问去？"
工作人员急眼了，拿出个小本本，往桌子上一拍——是他们的内部通讯录："我不想给你办吗？我想呀，哪个局的领导能开这个口子？这么多人，没有个档案，都说是‘工人’，要喊认‘连续工龄’，哪还了得？"
我有点生气："如果当年你们弄了个档案，交给她，说：‘你要收好，退休时带来。’现在退休时找不到档案，不给她办，那我认。你们自己弄个档案，弄丢了，你让她找，她到哪里去找？她还能帮你们造个档案出来吗？"
工作人员正要给我看文件清单，我的老实人女友摸出手机，咔嚓一顿，把他小本上某某局的局长们的办公室电话、手机都照下来了。我抓过女友的手机："那好，我就要问问他们，看谁规定的，合同、工作证都有，就是不能被认定‘连续工龄’了。"
工作人员自知失误，假装没事："你照嘛，反正领导的电话也是这些公开信息。"
我先打了几个座机，没人接——这算是县机关的日常，周五的出勤，大家都懂，县政府的中层领导挺多人都在大城市买了房子，一到周五就去大城市去过周末了。这栋办事大厅的一楼，该在的都在，二楼的领导办公室，差不多空了。
再挨着打手机，终于有个时运不高的局长接电话了。我一副谁欠了我二百钱的口吻劈头盖脸就问："X局长，你为啥不在办公室？——开会，开什么会？与会人员还有谁？"
我诘问得是这么的熟练，那个局长一定嗅到了危险的调查记者的气息。领导的声音软中带硬："这位女同志，你要问什么？你先说你要问什么，是办什么事。"
"我要问，1998年之前，破产企业交的社保交到哪里去了？没有账的吗？有账，就有钱，钱肯定就在员工名下，那为什么员工的工龄计算还需要档案？她交的是钱，你给的退休工资也是钱，这关档案什么事？"不管那局长提到什么文件，我就咬死一句话，"省厅是这么规定的吗？省人社厅的规定你查了再给我说。"
其实省厅怎么规定的我也不知道，我的手机快要没电了，也没法查。
"你把电话给工作人员。"领导发话了。
那个工作人员恨不得把头缩到桌子下面去，满脸写着"不是我"。
领导一番电话工作指导后，那个工作人员把手机还给了我，眼睛终于看到牛皮纸袋里的材料上来了——当年油印的合同，工作证，还有工作服的交费收据，停薪留职的证明，啥都有。
"你们去档案局盖个章，让他们给你重新做个档案。"
我直接驳回："‘首问责任制’你们局没学过么？档案局能做档案，这材料都在这，你复印一份封进去不也是档案？"
工作人员看了我两眼，拿着手机出去了。我和朋友又对望一眼，她赶紧去找另外一个窗口刚才在吃瓜看戏的妹妹，把自己牛皮纸袋里的全部材料复印了一遍。等那个工作人员得到了锦囊妙计进来时，"复印件与原件一致"的章都给他盖好了，就差往袋子里这么一装了。朋友把复印材料送到他手上，像个退休老工人一样谦恭："小伙子，你帮我办哈，我实在搞不懂了。"
小伙子拿出个档案袋——原来他有哇，有一大叠。他"仔细"审查，把材料一张张装进去，一张封口条，盖了个章——早点给我们办了，不就没这回事了吗？
我摸出电话，直接打给政务热线："嗯，我打电话，是要表扬工号XXX的工作人员XXX，他在办事时细心周到，解决了破产企业职工的难题……"
大厅里乌云退散，被折磨了一天的小伙子勉强笑了。
朋友的退休工资达到惊人的每月三千元，位居我们这批"小老太太"之首。她十八岁就参加工作，当年失业时都要凑钱交社保。
9
我那些没编制的女性朋友们，这几年陆续要办退休了，她们都是提前一两年就开始"筹划"。那些年轻时被大家抛在脑后的国营大厂、学校，如今都得找到曾经身在其中的证明，要证明你是你，要有档案，要有离职证明，一样材料不全，走进办事大厅都觉得心虚，觉得是自己的错，问多了又怕对方烦。
但这三十年，人都是搬来搬去，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，谁知道当年的一张纸飞飞在啥地方？"就是在餐厅办个储值卡，人家都有个明细、有个政策的，咱这么多年交了二三十万，啥都搞不清楚，你说这该怪谁？"
我迎来"退休"时，心态本来挺平和的。虽然早就知道自己养老金不高，但别的同事也低啊！一个女建筑师，就比我高了一百块，一个女律师，比我还低了一百块。一位律师的妻子，没有上过一天班，一直自己掏钱交社保的，比我们低了三百块。总之，"社会人员"，不占编制，不是干部，就是这个价。
照理说，我是该有一份独生子女的优惠的，可年少轻狂的我，哪里会用时间去办这个东西——我就只生了一个娃，还需要再去办个证，一个月领五块钱吗？可工作人员铁面无私："我们有文件的，没有独生子女证的都不认。当年办了证的就认，没办证的不认。"
"那我也没第二个娃呀，退休政策不该按照状态吗？"
工作人员："反正今天办退休，就算下个月的退休工资，今天不办，那你下个月办就从下下个月开始领。不补。"
这还能说啥，我也不能变个证出来。
之前，一个朋友传授过经验：该坚持说去计生委办了证的，只是没带来。当时工作人员让她补证件，她就悄悄在网上弄了个假的，再一番揉搓，把它做旧，对方也认了，她一个月就多了一百元退休金。"我这也不算搞假，我本来只有一个娃呀，又不是两娃冒充一娃的。"她扼腕，"你咋就不灵活呢？"
到退休时，我们深刻意识到，年轻时抛弃的厂子、单位是多么的重要。我们抛弃的，那叫身份！如果有本事找齐当初的工资单、招工指标、招工手续，就可以"视同"，养老金直接起飞，五千起步。而一直这个私企干干、那个私企干干的人，中间搞不好还有失业的阶段，成为"社会人员"。我们年轻时当成锁链挣脱的东西，到老了，反而香得不得了，开路虎的一进了办事大厅，都是低眉顺眼的。
我和女律师吐槽："早知道年轻的时候还是该弄个编制的，没有编制真吃亏。"
女律师翻一个白眼："你在发梦，要是弄得到编制，我们会不弄？就是爹妈不给力、自己没本事才来当律师的。"
宋妹妹之前翻过我的社保记录，觉得有几年我的缴费基数还挺高，她喜滋滋地问我："退休金有没有七八千？"
我惊一跳："啥，你七千？"
她含糊应了一声，观察我的反应。
"真抠门呀，我工作了二十二年，它就给我个两千块，我都不知道它怎么拿得出手的！不过想想，农民种了一辈子庄稼，才拿一百二，也就想通啦。"
宋妹妹："别瞎说，我觉得农民起码有一千多。就算我们单位的人退休工资高点，那也是单位给我们交得高，我们自己也交得高，你们领得少，是因为你们的企业给你们交得低。"
嫉妒让我面目全非，我酸了，腹诽："放屁！你工资高，你觉得是你单位交得高，你单位为啥交得高，难道是因为你这三十年挖地雷挖得比我熟练么？"
我掰着指头给她算："看来国家的政策是一年涨一百，那我要到六十五岁才能有满意一点的退休金。"
宋妹妹说话像年轻时一样噎人："这个你别多想了，就算一年涨一百，物价也会跟着涨的。退休就是要享受生活，我欣赏极简主义，所有东西一个箱子就能装下。你把房子卖了，换个小的，不就可以平安退休了？"
我真想给她一巴掌。
在她面前不好吐槽，转头和我退休工资一样低的建筑师吐槽："哼，退休时，才发现自己就是个‘刹帝利’，宋妹妹才是‘婆罗门’，人家全家都在体制内。"
"不要往自己脸上贴金，咱们就是怕是个‘吠舍’。" 建筑师刚从南美回来，夫妻两个花了三十几万搞了个豪华的、长达两月的自由行。没有每月两千的养老金，并非就吃不上饭了，但我们就是觉得心头不舒服。
年轻时我和宋妹妹有好多想要的东西，逛商场八小时不带累的，看橱窗都能看半天，恨不得把橱窗里的东西都搬回家。现在和宋妹妹逛春熙路、王府井，天额，每个店都有个美女想要把我们拉进去——我们两个差不多就是这一层唯二的顾客了——但衣服还是这么贵，飞起来咬人的贵。
我有点遗憾："唉，我还以为我们老了，就会走进王府井，说，‘这件那件，都给我包起来！’结果还是一样买不起。只能看花车。"
宋妹妹笑豁了："你霸道总裁小说看多了吧？这说明我们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努力，所以没有跨越阶层。"
我还是像年轻的时候一样，毫不自卑："胡说！就是他们商家的定位错误。我们这样的社会中流砥柱买不起他们的衣服，他们卖给谁去？难怪没人呢。"
宋妹妹提议逛一下我家门口的街，找找有意思的小店。我说那更没逛头了，还逛啥，这几年它们关的关，转的转，一条街有半条街都被网购干死了。在我年轻的时候，这个城市抽条发芽，就算是居民楼，也要破墙开个杂货铺。现在一路走，一路都是"旺铺转让""装修在即"。
老同事说："我工作过的私企，十五年没涨过工资了，年终奖问都没人敢问，不裁员就是最好的安排。"她本来很发愁自己那个"灵活就业"老公的社保，等看到我"瓦塔"的退休金，当即决定断供了——她老公是工程经理，2020年就被"优化"了，变成劳务派遣在公司撑了两年，再找工作就被HR来个"已读不回"，一问，"不招三十五岁以上的人"了。
"打零工还要交社保，一交一两千，他们男的退休又晚，现在这么缺钱，还要管退休做啥？"老同事满腹牢骚，"四十岁就老得找不到工作，又年轻得退不了休，那你说怎么办吧？"
一些对老公的抱怨，她没说，我也懂。在外面打工，所有的优势，都折现在比体制高那么一点的工资里了。工作一旦没了，优势就全没了。
我还有一件不如意的事——前些年大家都送娃留学，觉得学成归来知识要派大用场。可现在一些岗位都不要留学生了，我邻居的娃，留学回来找工作折戟沉沙，说要找好工作，还得靠爹妈的关系。既然娃回来也要靠家里找工作，我隐隐觉得，宋妹妹当年的劝告是对的——我们年轻时满地可以找的无聊工作，现在变成普通人够不上的香饽饽了，什么"看更大的世界"，什么"德智体美全面发展"，加起来不如一个编制。
今年国庆，我和宋妹妹又一次结伴出游。这一次的行程全由宋妹妹安排，她用我们两个人的手机比价，薅了全网的羊毛。我一点异议没有，她说去哪儿就去哪儿，一个结巴都不打的。
一进酒店，宋妹妹就开始刷剧，边刷剧边买一款有周边的奶茶，又在爱奇艺上给一个我不认识、也不想认识的明星打call。屏幕上演员们违背牛顿的物理规律在飞来飞去，无论她怎么动员我一起看，我都看不进去，觉得心里就像鬼在催。
不过，她看电视也是不清静的，一会儿老公打来电话，说家里需要采购米了面了，第二天要带娃去馆子吃饭，需要她亲自下单团购套餐券。再一会儿，娃要看电视了，需要她亲自批准——她是家里智商最高的，东西买得最好最精，所以这些事就都堆她身上了。
这些年我习惯了总要学点啥，通常是片头曲一唱完，奶茶一喝完，就拿出笔记本电脑，开始刷一个外语学习软件，电视的外放音再大也影响不了我，就像我跟读外语的声音再大也影响不了她。
宋妹妹若有所思："哎，你看你，干的都是增加自己价值的事。我，干的都是增加人家价值的事。"
"哎，外语你们也用不上的，不用学。我有一天要在娃的学校里侃侃而谈，不能让他们觉得中年的妈妈就是哑巴聋子，和娃说不通的时候，我也好能用流利的外语臭骂她一顿。"
宋妹妹叹口气："其实，如果不是我单位要搬到大城市，我宁可留在老家。家乡的好处，年轻时不懂——家乡成本低啊，我当年如果留在家乡，多半过得更好。"
经过了这么多年，宋妹妹终于是活成她妈妈希望的样子了。一个迟来的感悟，就像一道闪电划过：为什么，为什么她妈妈当年一定要回老家做手术？难道真因为10路公共汽车送饭方便？天下不会有这么傻的人。她在老家生病、治病，把女儿躁动的二十五岁绕在身边，年轻人要出去闯荡的狂妄就湮灭了。年轻的眼睛，年轻的心，哪个大院都有，稳定几年就老了，会觉得，天啊，原来国企央企是这么的好，值得上一代用尽自己的资源来安放下一代。而我，居然还常常给宋妹妹说做出来一篇稿子有多开心、搞出来一个项目有多拉风、舌战群雄多过瘾，挑唆她抛弃金饭碗来捧我讨口子的饭碗。现在一看，我的体检报告一堆箭头。她的体检报告干干净净，还问我："你们不是每年体检的么？"
太恶毒了，真的太恶毒了，幸好当年她妈妈有涵养，没有躲在街角一闷棒把我敲晕。
接着，我在心里深深地感谢宋妹妹，感谢她妈妈，她们从没觉得我是居心叵测，明白我只是傻。我们之间有着信息壁垒，多半是因为宋妹妹遵循庭训、不对外人透露自己的待遇。我真的不知道国企有多好，以为宋妹妹跟我出来，是像我一样抛弃了个锁链，哪知道人家是得抛弃整个世界。
晚上，我梦见我回到了那个赫鲁晓夫楼，宋妹妹的妈妈正在收纳着她的纯毛、纯呢、瓷器，我和宋妹妹守在旁边，听指挥，打下手，听她念叨着要买这样，要存那样。我从梦中醒了，听到另一张床上宋妹妹正在说梦话："嗯，嗯……"好像在答应妈妈的嘱咐。
宋妈妈的声音还是那么清亮，压倒所有反驳牛牛策略，穿透了三十年的时间："还是要国企，还是要央企啊！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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