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5年底，由深圳影业出品的电影《少年犯》在全国公映，引起极大反响和思辨。至今还清楚的记得在八义集中学大礼堂，学校组织全体教职员工集中观看影片的场景。这是中国首部监狱题材电影，全剧用18位非专业演员（上海青少年管教所的少年犯）的质朴表演同花顺配资，撕开了社会对“问题少年”的标签化认知。影片上映后，其中12名少年获得减刑提前释放，奔向不同的人生道路。
主题曲《心声》成为我的“肌肉记忆”：
妈妈，妈妈，儿今天叫一声妈，禁不住泪如雨下。高墙内春秋几度，妈妈呀，你墙外可盼，泪水染白发。想昨天儿像脱缰的野马，狂暴粗野，乱踢乱踏，妈妈呀，儿跌入激流，几番沉浮，不能自拔，几番沉浮，不能自拔，又恰似狂风暴雨，摧折了未放的花。
妈妈，妈妈，儿今天叫一声妈，早见你泪腮边挂。高墙内春风吹拂，妈妈呀，你墙外可见，枯枝发新芽。为明天洗刷满身的污泥，弃旧图新，立志奋发，妈妈呀，有妙手回春，残枝败叶，又放新花，残枝败叶，又放新花，儿已被扶上骏马，去追回失去的年华。妈妈呀，妈妈呀，妈妈呀，妈妈呀，妈妈呀，妈妈呀，待儿回家时，再喊您亲爱的妈。
主题曲《心声》的作词是本片导演张良和王静姝，作曲和演唱分别是少年犯李春生和王劼，他们俩都是少年才子同花顺配资，王劼后来减刑出狱考入了中央戏剧学院，事业发展的不错。就词曲创作和演唱水平而言，绝对算得上少有的上乘之作。
礼堂内，观少年“重获新生” ，走出礼堂，室外“阳光灿烂”，或许暗含着八十时代对“改造失足少年”的理想化期待，以为一次震撼教育就能彻底扭转。尴尬的是，就在影片上映后不久，报纸上“少年犯扮演者重蹈覆辙”的新闻，像一记冷静的耳光，颠覆了我的认知。那个时候，我还不具备进行深度思考的能力，但是隐隐约约存在莫名的困惑，怎么会这样？让人不知所措，难以释怀。四十年后的今天看来，这个现象并非对“改邪归正”的否定，而是揭示了人性的深层逻辑：人性是极其极其复杂且充满矛盾的，改变一个人从来不是一次性的顿悟，而是持续与惯性对抗的过程。剧中少年犯的“野马”隐喻，在现实中转化为更残酷的真相——当家庭、学校、社会的支持系统断裂，个体很容易在“理论悔悟”与“实践失控”的缝隙中再次坠落。
就在前不久，我开车路过市中心，车窗外，两名十四五岁少女，夹着香烟，旁若无人的在人群中游荡，周围的人见怪不怪，习以为常，顿时，让我想到这部电影，这两名不谙世事的少女以及无数个不被我们注意的“问题少年”何尝不是另一种“未放的花”，四十年过去，青少年问题的表现形式变了，但核心困境未变，当理想缺失，情感荒芜，人性的迷途便会以不同面目重现。
思绪继续蔓延，联想到前几天在抖音刷到尹烨的论点：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，在复杂中寻找微光 ，我觉得，尹烨的“行动论”恰是破解困局的钥匙。面对青少年成长的难题，我们需要的不是居高临下的道德评判，而是构建“防患于未然”的支持网络：
于家庭而言，少些“望子成龙”的焦虑，多些“看见孩子”的耐心；
于学校而言，用理想教育替代功利化灌输，让青春有值得奔赴的方向；
于社会而言，撕掉“问题少年”的标签，给予犯错者重新融入的机会。
影片《少年犯》虽然过去了整整四十年，但在我脑海里仍然清晰如许，如今重提，不是为了怀旧，而是为了提醒，从大礼堂的集体感动到街头偶遇的个体震撼，让我看到人性中最固执的或许是弱点，但最坚韧的，永远是向阳而生的渴望。影片《少年犯》的价值，正在于它四十年前就提出了一个未完成的命题：人性的复杂从不否定救赎的可能，只是要求我们以更务实的行动，为迷途者点亮一盏持续照亮的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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